在我们读小学时，下午不上课，老师会让住在附近的几位同学组成“小小班”，在组长家的弄堂里自主学习。每天，“小小班”快结束时，邻居小胡骑着绿色的自行车路过这里，我便会跳上后座，和他一起送信。久而久之，我对信封上贴的花花绿绿的邮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会在口袋里揣上一把小剪刀，每当看到漂亮的邮票时，就跟着过去向收信人讨要，得到同意后立马掏出剪刀剪下来夹在书里。就这样，到小学毕业时，居然积累了一堆信销票。然而，当时我并没有将其视为集邮，只是一种好玩的玩具。
1979年9月，中国邮票总公司上海市分公司重新开业，恢复办理集邮业务；1980年1月，停顿了14年之久的《集邮》杂志正式复刊。“集邮热”在上海乃至全国逐渐兴起。1981年寒假后，共青团上海市委学校工作部部长陈海燕召集了各高校学生会主席会议，商讨成立大学生业余社团的事宜。会议决定第一批成立4家社团，它们是：集邮、摄影、书法和UFO协会。1981年5月8日，上海市大学生集邮协会在上海市学生联合会主管下正式成立。此后，各高校的集邮协会纷纷涌现，并陆续作为会员单位加入。我也在学校向团委和学生会提出了申请，发起成立了集邮协会，并荣幸地成为上海电专（现上海电力大学）邮协的首任会长和市大学生邮协理事。可以说，我真正意义上的集邮生涯，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在上海市大学生邮协初创时期，潘巨东被聘为顾问。潘老师是一位资深的集邮家，精通多国语言，尤其擅长收集世界各国国旗、地图、领袖人物邮票及航天邮票，藏品丰富无比。当时我非常喜欢外国邮票，与潘老师交往较多，有幸得到他的悉心指导和无私帮助，至今难以忘怀。当时，集邮者特别是青少年在做专题邮集时，对外国邮票的需求量非常大。上海老西门新华书店看中了这个商机，成为改革开放后国内第一家合法出售袋装外国邮票的店家。但由于进货渠道复杂等原因，这些邮票质量参差不齐，一些看似精美的邮票并非真品。潘老师发现后，不仅撰写文章指导大家如何识别这些“花纸头”，还在我们的会刊《大学生集邮》上发起讨论，以避免集邮者受骗上当。老西门新华书店后来特地聘请潘老师作为顾问进行鉴定，由于他工作繁忙，便带着我一起参加了这项工作。老西门新华书店的外邮柜台后来生意兴隆，常常排队形成长龙，成为老西门当年最热闹的商店。
由于住在潘老师家附近，我几乎每个周日（当时还是单休）都会抽空去他家学习集邮和邮票鉴定知识。潘老师拥有一套厚厚的斯科特邮票目录，这在当年是非常稀有的，国内没有几个人能够拥有这样的目录。他手把手地教我如何对照目录来辨别邮票的真伪。经过一段时间的实习，我逐步掌握了一些方法和技巧，在鉴别外国邮票时有了自己的心得。潘老师还注重培养我们年轻人与社会的交流能力，亲笔书写了多封介绍信给一些专家，请他们对我的邮集和邮文给予指导，其中就包括搞航空专题集邮的周光复和俞见芳老师。他还为大学生邮协联系了上海和外地的多家基层邮协，举行联谊活动。
1984年5月16日，大学毕业之际，我有幸与26位大学生邮协的代表共同出席了上海市集邮协会首次代表大会。正如邮友小谢所言，我们都是集邮的“革命种子”，走到哪里都会生根发芽。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上海葡萄糖厂工作，两个月后，厂集邮协会成立，我荣幸地成为首任会长。（祝建国）
